色彩斑斓的隐喻 ——张鲜明的幻想王国

　　♣ 牛 冲

　　列夫·托尔斯泰曾给艺术下了一个定义：艺术，通过使用诸如色彩、声音和行动手段，向其观众传达一种艺术家曾经历的感受和情绪。毫无疑问，作家张鲜明最近出版的这套包含《幻游记》《暗风景》《信使的咒语》的“鲜明之幻”系列丛书，无论是《幻游记》中的亦真亦幻的摄影作品，《暗风景》中向神明叩问的诗行，还是《信使的咒语》中的梦幻叙事，都是根植于作家张鲜明的人生阅历。他从人生经历中的一草一木、一泉一水中发现这些物体内部的力量，这力量庞杂、强大、无所不包而又无所不在，它映射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怪诞和正常、美好和丑陋。阅读这套丛书有点吃力，书中充满了色彩斑斓的隐喻、人性的反思和梦境的奇幻。

　　鞭子抽着/陀螺转着/鞭子/从上头来/从下头来/从左边来/从右边来/鞭子，像网一样/撒过来/谁看见鞭子/谁就是陀螺。这是《暗风景》中的一首诗《陀螺与鞭子》。这首诗简单、直白，却又意味深远。它隐喻着不规律、无休止的工作文化折磨着生活中的大多数人。人们被一种所谓的网状宿命支配着，经济、金融、家庭交织而成的网状鞭子正如噩梦一样入侵当代人的精神生活，进而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暗风景》中的还有很多这样的诗，《猫头鹰的举报》《找脸》《游戏中的游戏》《不能让人知道我在梦里》等。作家展现出深刻的洞察力，这些诗尖锐，直击要害，深入人性的阴暗，捕获人性的喜悦，充满着批判主义的光芒。

　　弗洛伊德艺术分析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梦中，歪曲、伪装等手段，会使这种在清醒状态下受到压抑的想法浮现出来，从而令做梦者感到满足。这套鲜明之幻丛书就像梦一样，在一个独特的统一体中融进了时间的三种状态——过去、现在和将来。作家以人生阅历为材料，深刻洞察人性的阴影和光明，融合过去现在和将来，烹饪出一桌精神盛宴，这些作品值得深读、细品，从而观照自身，反思现在，筹谋将来。

　　艺术经常被当作对盛行的社会标准的挑战——艺术家是社会的叛逆者，站在社会的对立面谴责社会。从这一点来看，艺术注重人类潜能的发挥，它谴责社会是因为社会压制了这种潜能发挥。借用当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一个术语，那就是艺术满足人们的“解放兴趣”——即从不必要的、压迫性的社会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愿望。

　　这套丛书中所表现出的系统性、批判性十分清晰，它不同于卡夫卡所塑造的困境，它在向读者传递一种对当代生活的感受和反思。这些感受并非赞美生活、赞美人性，而是借“梦”这样一种工具窥探人性的“暗风景”，那里潜伏着人类的欲望、残忍和不堪。作家通过《信使的咒语》这本书，做梦，记梦，述梦，由梦入幻，由幻潜入现实，表现现实，批判现实。作家将批判寓于记梦、做梦之中，从不站出来发表长篇大论，将反思的权利交给读者。从某一方面来看，作家继承了《聊斋志异》的优秀品质。《聊斋志异》之所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之集大成者，不仅因其能将志怪、传奇之法融为一体，还在于蒲松龄在写作手法上受益于《左传》《史记》，乃至于先秦诸子处甚多，因此在文体上才会那样的成熟，语言饱满自然，结构布局精妙，且无传统志怪的过简、唐传奇的过于华丽等问题。《信使的咒语》篇幅短小精悍，耐读耐品，其中的隐喻更是不胜其数，在文体上是一种决然的创新。

　　作家张鲜明首先是一位诗人，因此他的这套丛书中最显著的特点便是语言的诗意，到处都是隐喻、停顿和象征。弗洛伊德曾将诗人分为三类，一类是像创作史诗或者悲剧的那一类诗人，它们从现成的材料中取材;一类是自编、自创素材的诗人;还有一类是介入二者之间的诗人，他的作品不是自编自创，而是对现成素材的再加工。这方面的作家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对材料的选择和改编上。作家的选材一般来自各个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神话、传说和童话故事，这些材料具有整个民族幻想中的愿望：即早期人类长期的梦想——被歪曲后的遗留物。

　　显然，作家张鲜明处于后两者，在《信使的咒语》中，《羽毛花》《鼻孔上的飞扬》《菜籽女孩》等篇目中，读者似乎能够找到隐藏在中国传统与文本那若隐若现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非常微弱，作家正在重塑他的幻想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我们能够找到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了我们自身的自私、残忍和不堪。正如尼采所说，艺术拯救生活。当读完整个作品的时候，我们似乎又能如释重负，仿佛心灵得到了净化。

　　三部作品组成了作家张鲜明的幻想王国，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用《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等作品构成了一个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拉美。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艺术的独立性建立在生活的土地之上和永恒人性之中，《幻游记》《暗风景》《信使的咒语》也不例外，它们根植于每一个你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