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改造不仅要治愚还要普法——读苗勇新著《晏阳初》有感

  庞惊涛

  读完苗勇先生的非虚构文学《晏阳初》(东方出版社,2021年9月),恰值江苏省联合调查组公布“丰县锁链女”事件调查结果。一部文学作品,一个社会热点事件,它们之间似乎完全不搭。但假如我们认真思量今日丰县拐卖妇女之乱局的根源,在于农民以买卖妇女实现生育目标的集体愚昧,就会发现一代伟人晏阳初在近100年前努力实践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改造运动初心的价值所在。所以,一部书有一部书的时代命题和价值,读完《晏阳初》,再看完江苏省联合调查组的结论,我陷入了长久的思考:在21世纪即将迈向中叶的今天,在中国相对发达的江苏省,以治愚为核心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改造运动,仍然任重道远。

  该书对晏阳初的生平及事功的还原度是很高的,但为什么不干脆以《晏阳初传》标明呢?我理解作家苗勇的初衷,那就是尽量用文学艺术的标准和手段,来完成对这一段乡村建设和改造历史的艺术化再现,而不陷入学术再现的论争、考辩和评论分析。也因此,《晏阳初》里呈现的中国20世纪中叶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也就有了很高的还原度。无论是“定县试点”,还是后面的大面积铺开,晏阳初的“乡村改造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当时中国农村的很多现实问题:贫穷、无知、愚昧、自私,出于维持生计的艰窘,拐卖妇女以完成传宗接代使命的现象似乎还没有冒头,所以,晏阳初的当务之急,是要让他们识字。通过教育,让他们从愚昧的无知状态中解放出来,让大多数人觉醒,这样,社会进步才有基础,民主与自由才会顺利成章。

  这个想法何其伟大,然而现实推进又何其艰难。乡村建设和乡村改造,这本该是政府的责任,然而这终究要有担负能力和远见的知识分子承担起来。问题是:现实的困难如此巨大,第一步究竟怎么迈开?而农民需要教育的问题太多,第一课该讲什么内容?当我找到晏阳初编订的《平民千字课》,并看到第三课的内容时间,不禁泪下,这个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更是一个了不得的预言家,他似乎在提醒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教育那些愚昧的农民,什么才是“平等”:

  

 

  你是人

  我是人

  不分贫与富

  不分尊与卑

  同是中国人

  人人该平等

  是不分贫与富卑尊同

  中国该平等

  这段近乎口语化的第三课内容,道出了晏阳初平民教育的核心。他是要告诉每一个平民百姓,如何理解“平等”,如何在日常里营造“平等相处”的环境。但晏阳初忽略了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在所有的平等里,除了贫与富的平等,还有男女性别的平等。这个男尊女卑的传统毒瘤不清除,人人平等的愿景是实现不了的。这就看出了晏阳初的思想局限性,小说没有呈现出这种局限性,就是作家意识的局限性以及观念的局限性,我们只有承认这种局限性的存在,才会深深懂得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先验性价值。

  在完成对定县六十二个村的调查之后,晏阳初看到了中国大多数农民身上的缺点,那就是愚和私,是两大顽症和恶疾,必须对症下药:缺乏知识,目不识丁的人,让他识字;而那些缺乏道德陶冶的,就必须通过文艺教育,提升他们的思想层次。对此,长篇小说《晏阳初》再现了晏阳初再造“新民”的内容。生计第一,这是当然,文艺和卫生居第二和第三,我认为这倒并非是很急迫的,倒是第四“公民”教育显得很重要。从农民到公民,晏阳初即使活上两百岁,这个目标也未必能实现。用文艺教育攻愚,这个路径是对的,但效果如何不好判断;用生计教育攻穷治穷,开发生产力,这个是基础;用卫生教育防病治病,培养健康力,这是农村的顽症,仅靠农民不行;用公民教育攻私,发扬团结力,这个理论上也没有问题,但现实是容易走偏。看丰县沛县乃至整个徐州的“团结力”,就是对抗晏阳初的公民教育理念的。用时代的眼光来看,我以为还要加上一条,用法治教育攻盲,提升守法力。这个是当务之急。但晏阳初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层,他就走出国门,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推行他的平民教育思想了。

  中国农民从此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精神导师,也失去了一次接受公民教育理念的机会。他们中的一小部分,甚至没来得及消化他在《平民千字课》中浅显但伟大的内容,便急速堕落到公然拐卖妇女、恶意欺凌和摧残同辈、枉法限制他人自由的法盲境地。更为可悲的是,他们的群体性法盲背后,还有一个知法犯法的公权力合谋群体。从江苏省联合调查组的文字里,我们不仅看不到平等,更看不到半点法律意识,连“增强法制观念”这样的口号都不愿意敷衍一个。

  一部书有一部书的时代使命。《晏阳初》这部小说的时代使命就在于,它提醒我们:乡村改造不仅要治愚,还要普法。我们需要接过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大旗,在当代的乡村改造中,把普法教育放在第一位。只有如此,铁链女的悲剧才有可能避免再次发生,而那些将买卖妇女视为买卖商品的观念,才会彻底失去生存的土壤。

  百年过却,社会不仅仅有前进的激流,还有倒退的暗流。中国的乡村改造,不进则退,时代呼唤新的晏阳初,时代更需要一针见血的乡村改造。